“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汇思会议在
成功举办
2025年3月15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汇思在
会议展览馆路校区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共同体理论的阐述、互为镜像的“两个共同体”、共同体的思辨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当代世界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外交系副主任樊超代表系欢迎各位学者参会,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杨晖做了会议筹办说明。在
熊炜教授的主持下,会议首先聚焦于共同体理论的阐述。清华大学杨雪冬教授认为,共同体的建构是从自然到社会再到政治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代风险社会的现实要求突破民族国家范畴,寻求更广范围的共同体以共同应对风险。他提出,这种扩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云南大学郭台辉教授则强调,中国的外交理论基础应由传统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逐步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化,应以全球问题为导向,融通中国经验,避免中国中心主义,构建融合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自主知识体系。
天津师范大学高景柱教授从全球正义的视角进行阐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正义理论密切相关,能够有效克服全球不平等。他分析了西方世界主义的三种理论路径,强调以个体而非国家为道德主体的全球视野。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
讲师孙铁根从十九大以来,中国外交首次明确提出构建公平正义的世界,意味着对正义问题的高度重视。他认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同时借助马克思主义、西方世界主义和中华传统资源,以全球正义话语推动其更好地被国际社会接受。
在讨论“两个共同体”的关系时,中国政法大学庞金友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和价值上互相契合,但现实中面临民族主义回潮、西方个体主义兴起等复杂挑战,需创新治理模式、文明互鉴,而非强势输出理念。南京大学王海洲教授认为,应将“两个共同体”从民族工作扩展到国内外更广泛的治理体系,通过国家典礼制度增强国家软实力与象征能力,传播中应体现文化多样性与互动性,凸显大国责任担当。对外经贸大学余艳红副教授则从儒家思想入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儒家思想既有契合又存在张力,应兼顾“大国心态”和“小国眼光”,警惕特殊主义替代普遍主义。
在关于共同体的深入思辨中,社科院副研究员傅正认为,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特性中,“和平性”最难具体论证。他指出,“天下观”在国际上易被误解为地缘政治工具,理念虽具有共在共存的世界观,但尚未能转化为国际规范。
讲师张禹则强调有效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明确界定其“不是”什么,避免传统基于身份或地域的边界式理解,更宜从交往理性和情感网络结构入手。中国人们大学张龑教授提出,“两个共同体”的建构不能局限于西方理性主义的建构逻辑,而需借助“联属化”概念,实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与弹性,促进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
在
曲博教授的主持下,开始了下午的讨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当代世界开始,
冉继军教授梳理了中国传统“大一统”和“多元一体”思想,尤其是近代以来反殖民斗争所形成的命运共同意识,能为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经验与方案。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通过两岸关系的历史渊源指出,“两岸命运共同体”逐渐演化至更广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统一且丰富的理论框架,体现中国共产党外交理念的升级与深化。社科院王俊助理研究员则从国际视野出发,分析美国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观望到抵制的转变历程,建议中国完善话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交流,以减少国际误解。中央民族大学田飞龙副教授分析了西方国际体系的本质和弊端,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诞生的必然。
在国际秩序构建层面,
曲博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秩序构建思维,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但他指出,由于秩序构建采取道义制高点,与西方现实主义权力逻辑形成鲜明对比,容易被质疑为双重标准。因此,他建议通过持续理论阐释,逐步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北京外国语大学宋微教授则从中非关系出发,强调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提出针对非洲发展挑战的具体援助路径,包括民生项目、基础设施、能源投资和债务管理,以有效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
樊超副教授从外交官群体的视角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困境,指出冷战后的意识形态割裂使得外交交往复杂化,建议重建跨越文明隔阂的普遍性沟通机制。
熊炜教授与全性河博士认为当下国际秩序正面临全球化秩序和主权秩序间的脱节,美国战略变化加剧了这种危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解决这一困境的新思路,但需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与信任建设。
北京科技大学王冰洁讲师从词源历史视角分析“共同体”概念的演变历程,指出共同体经历了从社会学基础到国际政治话语的两次重要质变,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并超越了前人,拓展到全球视野,为国际关系提供了突破性贡献。
杨晖副教授则首先分析共同体与文明形态的关系,通过文明的历史言说,得出共同体的内涵是文明秩序的历史评价和认同;而进入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共同体与文明共同体,推动着现代性进程,既需要历史建构现代的共同体,也需要文明来建设共同体,一旦出现错位就会陷入共同体的“迷思”,因此共同体建设必须处理好民族利益与普遍主义的内在张力。
在会议总结评议中,田飞龙副教授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需深入探讨文明与民族国家、帝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关注共同体的利益动机与信仰动机之矛盾,完善对国际秩序的分析和历史脉络研究。他还强调外交研究应关注更为多元的主体与实践场景,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真正实现现实转化。
本次会议集中呈现了学术界对共同体理论的多维度思考,既有对概念本身的深入阐述与思辨,也有对理论现实转化路径的积极探索,对推动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会议也明确提出了下一步研究和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现实挑战,为进一步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
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2025年3月25日